（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蒋为民；中：《我是城管》导演杨洋；右：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张斌）

 

说在前面的话

 

去年，温影也曾举行过《城市梦》的特别放映。延续我们一贯对于非虚构题材的关注，昨晚在温影117剧场，我们顺利进行了纪录电影《我是城管》的放映，映后谈上，我们从学术和实践的双重角度下手去剖析影片，关注创作，寻找学术启发。

 

之所以关注并扶持非虚构题材的创作者们，因为我们温影始终认为，非虚构的创作可以培养起学生强大的思辨能力，学会关注社会真相，客观捕捉身边人群的生态，而往往这些与虚构题材的创作灵感、前期准备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未来选择哪种类型的题材完成故事创作，掌握方法论，了解媒介特征，建立价值观与判断力是电影学院希望给予学生未来发展更多可能性铺下的路。

 

现场出席的嘉宾除了《我是城管》的导演杨洋，还有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的执行院长蒋为民、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张斌，这场上海大学两家电影学院联合组织的特别放映，两家学院的代表们与导演共同探讨，观点激烈碰撞，上演了“两大电影学院，上大一家亲”的主题交流。同为甘肃籍的美院书记宋国栓也闻讯而来。尤为需要提及的是诸多新闻传播学院热爱纪录片的同学们也纷纷来到现场共同观影。

 

 

如何选择纪录片题材？

 

 

蒋为民：我很好奇，你是怎样找到城管这个群体，如果你是媒体出身会比较容易找到这个题材？当时作为学生，你为什么会想到要拍这样一个题材？

 

杨洋导演：在我作为电影学院学生创作前，我有过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之前做过法制节目，拍过很多很极致的人物和案件，这个经历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后来假期回家我就开始寻找素材。我家住在兰州的步行街上，类似于像上海南京路这种地方，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黑摩的把一个老人和小孩撞倒了，我就过去扶他，黑摩的很张扬跋扈就走了。我跑去问旁边的城管，男孩大概就22-23岁的样子，看到他裤腿上有一个这么长一道疤痕，他去管这些黑摩的时候落下的伤，我突然觉得，城管行业像弱势群体一样。很多城管人员都没有编制，当时我就在步行街上跟了城管队伍一个星期。2015年底，我决定开始田野调查。

 

蒋为民：第二个问题，你在最开始拍摄时，你跟拍的逻辑线或者叙事逻辑是什么？

 

杨洋导演：拍摄过程特别艰难，我想让我在上海拍我没有勇气去拍摄。在兰州的话用兰州话一开场，关系就拉近了，很好能开场。

 

张斌：我曾给上海市城管局做过一个课题，大概也就是2016-2017年的时候。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城管所面临的处境还是有较大区别的。在上海，大量的城管是本科生，还有研究生。我看完杨洋导演的《我是城管》之后，我想，问现在夜市还在吗，下次我要去。还有一个这个片子的片名，我特别感兴趣——《我是城管》。我想知道，这个“我是城管”的发问主体是谁，是杨洋在说吗，还是杨洋帮别人在说，或者谁在说。所以我也想问杨洋导演，你想通过这个片名告诉我们什么？

 

蒋为民：片名是之后取的，还是一开始就取的。

 

杨洋导演：我最开始拍的时候不是在七里河区，他们也有一个女队。后来我觉得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在兰州的女队城管中，也有女孩子从例如甘肃政法大学等学校毕业的本科生。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记录城管的时候，无论是城管本身还是我作为拍摄者，最日常被问及的是“你是谁啊”，这时候无论是我还是城管们自己都会回答“我是城管”。

 

在拍摄之前，我没有叙事逻辑，每天拍完就会在当晚制作相关的小卡片，一边拍一边剪，因为这个素材量还是比较大的。我用“直接电影”的这种方式，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形成一种“共谋”关系。

 

如何进行故事建构？

 

 

蒋为民：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看女队的部分，但是你的片子中不仅有男队也有女队的部分。你有没有考虑过只是拍女队？你选择的不仅有男队女队，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无意的细节和不同的角色，比如粽子以及她的队长其实就属于不同风格。对于你拍摄信息的处理，你如何考虑？

 

杨洋导演：我的拍摄其实是从女队开始的，我也选择拍摄男队的原因是男队队长杨凡，他是转业回来的，他曾经参与过汶川大地震，他说自己当时离开汶川的时候是人民的英雄，回来做城管之后经常被骂被diss，因此这种身份的转变和心态的变化也驱使我选择继续拍摄男队。

 

同时，因为全程也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原先我也有一个录音师，但是发现我们的拍摄环境有一个录音师之后是破坏了拍摄现场的场域，加上也没有金钱支持，所以最后就选择自己单独拍摄了两年半。

 

至于城管本身，其实城管的群像里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个体，我想保留这些个体的差异性存在于这个片子里。另外，我认为纪录片也有一个功能是记录当下时代正在发生的事宜，我想把兰州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这个群体状态完整表达出来。男性威武阳刚，黑色着装；女性微笑执法的担当，白色穿着；从影像的感觉上来说形成一种互文关系。

 

蒋为民：你更想展示这个群体的群像。

 

张斌：与去年在温影观看的《城市梦》不太一样的是《城市梦》有很强烈的矛盾设置和冲突的体现，但是《我是城管》则不是这样的一个“走法”。所以我也想问导演，关于矛盾冲突、故事的设计上，你怎么思考？

 

杨洋导演：我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不想通过一些方式去推动他们的改变，我就想记录下他们的状态。在拍摄中，我曾经关注过一个卖核桃的老奶奶，她流动摆摊，非常不容易，我就会去问城管为什么这样你们还要去收她，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城管也有层层的上级进行督促。纪录片的拍摄有各种办法，我选择的就是站在旁边去记录这个群体。

 

蒋为民：拍的时候我理解你这样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在后期剪辑的时候你一定需要一个构思和设定，你在后期构思的时候，你是几条线呢。从我来看，现在有好多条线，每一条线索都是不完整的，进去的时候不完整出来的时候不完整，因为你想表达的东西比较多。这就是纪录片很难的部分，就是素材多或者少都不行，所以我很想知道你在后期组织素材的时候你怎么考虑？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正在从事或者未来想要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同学都非常重要。

 

杨洋导演：剪辑肯定是一个选择，因为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我觉得纪录片和故事片在本质上创作方法是一样的。我还是在用故事片的方式来做纪录片。《我是城管》的大目标是兰州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因此我作为导演，片子中首先是一个时间的递进过程。但是因为兰州创建的过程中，大量的拆迁其实是男队在执行，因此我整个片子中呈现出来的就是男队和女队相互交织的一个平行蒙太奇。包括永昌路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也放在了片子中，可能有点碎片化，但这就是我想呈现的方式方法。

 

如何建立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

 

 

蒋为民：“粽子”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物，高开低走，她刚开始对于城管这个职业其实是有追求的，但中间洞穿世事，开始佛系了，工作态度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但到了后面，你又把整个对城管的基调拉上去了。特别是最后那段更多是温暖昂扬，更能体会他们的甘苦，从逻辑上来讲这是有点矛盾的。

 

杨洋导演：粽子这个人物，其实有很多部分没有在影片中做进一步的延展。

 

蒋为民：我觉得关键人物的细致刻画或者深入建构，可能会比现在这样事件和人物交织在一起，会更清晰更简单。

 

上大美术学院的宋国栓书记

 

张斌：你觉得你拍摄《我是城管》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杨洋导演：我选了十个主题，城管是最难拍的一个“烫手山药”。拿到龙标前，过审就审了两次。当时《我是城管》的艺术总监梁碧波老师鼓励我说“纪录片就是拍摄这个社会的痛”，我开始了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也拍摄了上访，遭遇了拍摄的阻扰等，我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些摆摊的人。真实让大家看到城管是怎么样工作，我刚开始加入他们的群体时也会给他们贴标签的。

 

问：我们在读纪录片的时候，我们通常把镜头称之为“第三只眼”，当镜头、导演和被拍摄者在同一个场域内时候，你如何把自己从“爱”和“帮助”或者“朋友”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如果没有解脱，你是否会觉得作为纪录片本身，批判性少了，客观性弱了。

 

杨洋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导演会有一个“入世”和“出世”的过程。作为一个创作者，在现场拍摄时还是会需要一个创作的状态。我在拍《我是城管》时，我每天晚上也要从那个群体当中跳出来，进行剪辑做小卡片时我就完全从客观视角去审视所有创作。

 

张斌：你镜头里对家乡里的爱，我相信我能感受到，观众们也能感受到。这种爱，其实是拍摄对象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还有你在拍摄过程当中你需要处理的各类关系，我想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启发意义。